遥寄当年

　　十八岁，我遵照父母的叮嘱，奔赴千里之外去接外婆。火车后半夜到站，简陋的候车室灯光昏暗，站台漆黑。凭借七八岁时的模糊印象，只记得外婆住在车站对面的山坳里，途中涉过一条宽阔冰冷的沙河。敲开售票口小小的圆形木窗，买了返程票，拎起行李，一头扎进黑暗之中。售票员追出来，硬把我拉进售票室。当外面传来纷乱脚步和说话的声音，售票员才肯放我走，却可笑可疑地送我一根木棍。

　　雄鸡高唱的清晨，我肩上的木棍一头挑着旅行袋一头是网兜，两块补丁打在膝盖上，一高一低卷着裤腿，我找到了院墙有豁口的外婆家。舅舅见我穿件洗得发白袖口脱线的男式铁路制服，五枚铜纽扣排列整肃，一头热汗，左胸衣兜上还别着英雄钢笔，便问，遇到狼了吗？没有！干脆的回答没有一丝害怕，还无端地兴奋、豪壮起来，像个女武松。原来木棍并非当扁担用，而是对付野兽的贴身武器。

　　外婆带来一包花生，存到过年，用沙子在铁锅里炒熟，剥开蚕茧织锦似的外壳，跳出两颗粉红色籽粒，香喷喷的记忆，从感官滑向脏腑，在骨子里悄然扎根。乃至于今天，当我写下这段文字，还能清晰地闻见四十年前那种悠远盛大的香味儿，每一粒都浸透了光阴的味道。仔细含一粒在口中，催发无穷无尽的想象，一笔一画，香醇，销魂，动情，渲染勾勒出梦魇呓语迷人画卷！

　　又见外婆，是十三年后，我送母亲回家。伴随着时代嬗变，年轻人读大学，分配工作，结婚生子，个体生命经历着疾风闪电的行旅，不觉我已中年。搬到村外的外婆拄根拐杖，倚着门框眼神迷离，却能叫出我的乳名，而我说了什么外婆已无法听清或听懂。外婆顾自数落妈妈心狠、不孝顺，老不回家看她。我带来一套母亲为外婆准备的“老衣”。从布料花色的挑选，到样式尺寸的裁剪，再到手工细巧的缝制，帽子、鞋袜、手帕、内衣外罩棉服之齐备，可谓用心用情。外婆摩挲着光滑的绸缎，迎着光线端详匀称的针脚端直的走线，往身上反复比试，一脸的可心如意，一时间喜不自胜，泪流不止。只有母亲如此体己周到，只有母亲真正洞悉外婆隐秘的念想，深谙外婆只字未提的思虑。

　　外婆颤巍巍钻进厨房，做最拿手的糖粘花生。炒熟的花生米脱去外衣，熬化的蜜黄色糖浆浇上去，晾凉后切成块，谁说比不上包装精美的正宗点心呢？你一块，我一块，吃出满口满屋子酥脆清香，世上什么吃食比外婆的糖粘花生更高级更绝世无双吗？好吃到难以形容的糖粘花生，简直是岂有此理。外婆叫我留几块给母亲吃。推来让去，我就是不肯动手，外婆生气了。然而，可是——母亲已不在人世，此行正是送母亲回来安葬。我们装得若无其事，唯有风烛残年的外婆被蒙在鼓里……

　　九年前，开车陪父亲回山村，驶过涵洞，但见一列火车呼啸而去，昔日小小的火车站已撤除，扳道房、信号牌了无痕迹，售票员在哪儿？沙河上架了桥，湍急的河流奔向远方，成群结队的鸭子戏水追逐嘎嘎清唱。

　　外婆外公相继过世，舅舅将旧房翻修一新，白墙红瓦，宛如童话。院子里的红豆杉、枇杷树、椿树，枝叶繁盛，树影婆娑。舅舅开着电动农用车下地拔了满满一车新花生，让我们带走做卤花生吃。浓绿的枝叶，缀在根茎缨络上的荚壳，攥住一把往下捋，果实纷纷落地，剥开壳，胖胖的籽实如粉色珠玉，嚼一嚼，清脆甜嫩，堪比水果。可惜了，再有月余或二十天，一车成熟的花生，出油率可达百分之五十，集市上准能卖个好价钱。村里人靠土地吃饭，每一粒收成都是碗里的一日三餐，日出日落耕作，便是守望长长的一生。

　　外公长眠于对面山上，俯瞰山村，守护生灵，散发着慈悲的力量。外婆跟母亲的墓地挨在一起，令晚辈思考生死相依的意义。

　　山村，狼群不再出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