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隐逸与沉潜中生长——平山乡土诗歌印象

　　平山乡土诗歌作为河北诗歌地理单元的一部分，以石家庄市平山县的自然风物、人文历史为主要书写内容。从语言和形式来看，它以惬意流淌的景观词语，体现出诗歌的纯粹之美；又因诗人多向度抒情蓄力和有节制情感抒发，使得诗歌具有强大的生命内驱力。诗人通过对平山的田畴、河湖、峰峦以及人的生命意志的观察思考和炽热表达，展现了他们创作中对超验精神的执着追求。

　　平山乡土诗歌中最常见的书写对象分为两类：自然景物与亲情乡愁。自然景物主要为田野山水、花草树木；亲情乡愁则主要为对亲人的赞美思念、对故乡的眷恋。诗人在写作时，对意象和词语的运用、对景与情的融合、对个人意识与历史经验关系的处理，都十分到位。

　　文龙的诗笔调沉静、思考深入，这与诗人的气质和年龄相关。《把家乡写成一首诗》和《母爱深深》写家乡的冶河和老槐树下的人与景，并回忆童年时光，诗中多次提到自己“年过半百”。《对面——写给女儿》和《夜班报人》对人生进行了思考，诗中包含了“过去、现在、将来”和“母亲、我、女儿”两条线索，带有诗人自叙色彩。诗人有限的岁月与家乡的过去、现在、将来形成对照，体现了故乡绵长的生命力和故乡人的生命传承。他在诗中称“乡亲们的爱/是永恒的主题”，表达了对故乡以及故乡人的热爱。这也是诗人写作时最为珍视的抒情蓄力点。

　　邢剑君既善于写个人日常，又善于写历史经验。他的诗歌在历史化书写中富有哲学思辨色彩。他在诗歌《雨落民间》中写道：“光禄山有着民间胸怀/包容了可以包容的一切……喜欢生活民间/喜欢看雨后阡陌……”这些诗句体现了诗人乐观豁达的历史观。“民间”既是百姓的民间，也是家人辛劳耕作的田畴，更是诗人自己“晴耕雨读”的人间。《爱人在田野上割黄豆》和《十月》则侧重书写日常。诗人通过使用“秋色”“火红”“青纱帐”等与色彩有关的词语，使诗歌呈现出一种鲜艳、明丽的美感；“空旷的田野”和“壮阔的田埂”与辛勤耕作的人相结合，构成了一幅唯美的乡间油画。与蓝天相对照的是金色的太阳、土地、玉米、黄豆，这种色彩寓意着温暖，也代表着故乡人对幸福与光明的向往，以及对赖以生存的土地的依恋。“红色”一语双关，既代表高粱原本的颜色和丰收的喜悦，也象征着西柏坡闪耀的红星。这些色彩赋予了诗歌更深广的意蕴。

　　唐朝小雨和赵小文的诗歌有别于大多数平山乡土诗人的诗。尽管两人的诗歌也以平山乡土风物、人事为主，但诗人通过对语词进行巧妙变形、拉伸等陌生化处理，以及逻辑上的抽象衔接，打破了常规语法，使现代汉语写作呈现出诸多可能，带有明显的先锋性和现代性。例如“方言的叶脉”（唐朝小雨《春天内心清澈》）、“潦草的山色又一次被夕阳修改”（唐朝小雨《暮色》）、“重新来过，一只燕充满忏悔”（赵小文《春天，是故乡最好的女儿》）。正如诗人臧棣在《诗道鳟燕》中所言：“诗，追求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真实，而是微妙的真实以及这微妙的真实何以能渗透在最深切的生命感受之中。”唐朝小雨和赵小文正是因其敏锐的感受力，以及诗歌中童趣与沧桑之间形成的张力，赋予生命以厚重感。

　　诗人魏风仙《家乡的槐花开了》、李吉伟《走进乡村》、盖巨儒《母亲的顶针儿》、檀耀平《微风细雨》以及侯聪利《故乡，记忆深处的山水画卷》，均以深情的笔触对故乡最具代表性的风物进行了描写，表达了对家乡的热爱、对亲人的思念和对童年时光的怀念。值得注意的是，平山乡土诗人善于在诗中书写母亲，例如“母亲渐渐老去的身影”（魏风仙）、“听着母亲讲牛郎织女”（李吉伟）。再如盖巨儒《母亲的顶针儿》以小见大，通过写母亲为“我”量体裁衣来歌颂母爱。一方面母亲在每个人的成长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母亲与童年的关系最为密切；另一方面，母亲在乡土诗歌中象征着哺育人民的土地。

　　英国诗人菲利普·锡德尼在《为诗辩护》中提到，诗人“和自然并肩而行，但并没有被限制在大自然所赐予的礼物的狭小范围内，而是自由驰骋在他智慧的更大领域中”。平山乡土诗人力求在书写乡土自然景象和风土人情的同时，更多开拓生命意志的书写空间，既有诗人自我灵魂话语的伸展，也有复杂情感经验的言说，更有历史个人化处理的隐喻。这种勇气和魄力于隐逸和沉潜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构建了一个澄明的诗性世界。（记者 史新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