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专访原子弹爆炸亲历者：就没想过活着回来

　　戈壁徒步巡逻八千里

　　王万喜：沙漠里3人合喝一支葡萄糖保命

　　为保障原子弹研究与试验顺利进行，当年7名军人在茫茫沙漠中徒步巡逻8300里的壮举，如今依然令人动容。其中有一名军人名叫王万喜，七人小分队副队长。郑州新密人。

　　王万喜介绍说，出发前，基地副司令员张志善接见他们，指示他们用半年时间，徒步行走8300里，对核爆中心东侧罗布泊湖等区域进行巡逻。具体执行3项任务：一是防止敌对国空投搞破坏，二是查清场区外围的地形地物，三是清出场区范围内的流动人员。

　　王万喜最难忘的是巡逻到楼兰古城，原以为当晚就能赶回来，不巧路途难走，沙丘连绵，当天下午才到古城。带的水已用完，仅剩下3支葡萄糖液剂，战友们互相推让，谁也不肯喝。为此3名党员开了小组会，决定4名团员每两人喝一支，3名党员喝一支。

　　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取样

　　吉元望：每天在70℃高温下训练5个小时以上

　　我国首颗原子弹爆炸时，承担着回收取样这项艰巨任务的负责人名叫吉元望，郑州人，在核试验基地奋战了22个春秋，多次组织参与核试验的运输、布点、取样、回收等工作。

　　经过实测，一次取样从出发到完成需要4个小时以上。为确保圆满完成任务，战士们戴防毒面具、穿橡胶防护衣每天在烈日下连续行走5个小时以上。吉元望说，七八月份的戈壁滩温度高达70℃，防护衣密不透风，戴上就像进了蒸笼。“戴上防护服后，1个小时后感觉两额发疼，2个小时后头疼，3小时后胃疼，4小时后全身麻木了。每次训练结束后，战士们就像从水里捞出来似的，脱掉防护衣往下一倒，仅汗水就能倒满一茶缸。”

　　吉元望自豪地回忆，蘑菇云升起时，他开着第一辆卡车冲进爆炸现场。当时参与取样车辆1000多辆，没有一辆车跑错位置，没有一辆车在沾染区抛锚。

　　(郑州机械厂研究所孙继栋对本文也有贡献)

　　参与制订首颗原子弹装配方案

　　刘海清：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半盆汗水

　　原子弹爆炸前，能否顺利爆炸便是提前需要考虑的问题。学过通信专业的郑州人刘海清，曾参与解决这一方案。“当时我们既没见过原子弹，也没资料可以参考。”刘海清表示，对于刚组建的“三处”来说，这项工作困难重重，他们只能“闭门造车”。刘海清等人拟订了两个方案，但均被退了回来。没过多久，接触过原子弹的防化兵处参谋向他们简要介绍了一些原子弹的原理、结构的名称和用途。根据这些信息，刘海清等人又加班加点做出了第三稿，司令部审定后终于通过。

　　成功爆炸后，指挥部组织力量回收仪器。刘海清主动请缨，穿着防护服，戴上防毒面具，赶到距离爆炸中心东侧1000米的地下室内帮忙。刘海清说，当时清洗时，脱下的防护服里倒出的汗水足有半盆。

　　她接到了周恩来总理的祝贺电话

　　常淑英：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

　　1963年，常淑英和丈夫刘海清双双被调往核试验基地工作，来到了马兰。当时这里还都住的是帐篷，喝的是苦水，生活非常艰苦。

　　虽然是两口子，但一到基地他们就分开了，相距数百公里，几个月都不能见面。丈夫刘海清在基地试训部任参谋，她被分到通讯二分站做接线员。

　　为了做好原子弹爆炸的通讯保障工作，通讯连经常展示竞赛，苦练技术。常淑英还练出了一种特殊本领，那就是“听音辨人”。她熟悉不同领导的不同方言及工作习惯，耳灵手快，快捷高效，专门负责总理专线和备用线。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总理专门给马兰基地总机打来电话表示祝贺，接线员正是常淑英。

　　听到总理的祝贺，机房里的姑娘都高兴得跳了起来，大家互相拥抱，欢呼雀跃，有的拍手鼓掌，有的放声高唱，有的热泪盈眶……

关键词：原子弹,科学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