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绍文和工友：115名务工人员的北京讨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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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地下通道两侧皆为讨薪农民工的被褥，晚上他们也在这里过夜。 见习记者 康佳 摄（转自：中国青年网） 2014年12月31日下午，在北京市通州区金榆路七天酒店旁的一所小平房里，115名务工人员从“张老板”处领到了他们半年的工钱共计230万元。冻得两颊通红的工友们紧攥着到手的红票子，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这一刻，我们等了89天” “终于有钱买票回家了！不枉我等了89天。”老家在安徽蚌埠的刘绍文摇着手中的一万八千元，高兴地说。他马上开始忙着订票，想尽早见到老婆孩子。 其余的工友排着长队，一个接一个地拿钱、数钱、签字、画押，跟家里人通话，或是查火车时刻表，或是打包行李，忙得不亦乐乎，与八十多天以来的四处辗转、漫长等待的状态形成鲜明对比。 刘绍文告诉记者，他们3月初至9月底在朝阳区一个建筑工程队做工，总共115人，来自甘肃、河北、河南、安徽、山东、湖南等地，多是老乡介绍来到北京打工的。他们主要从事两个工种，一种叫大工，做些抹灰、砌墙的活计，每天可拿到一百七八十元；另一种叫小工，做些推车、搬砖一类的活计，每天工钱基本在一百四五十左右。半年的工程做完，该结工钱的时候，却被告知“盖的是违规建筑”，原本天天照面、招呼他们做工的包工头也不见踪影，手机一直无法接通。115名工友除了对他的名字和长相略有印象之外，对公司名称、家庭住址等其余信息一概不知，更不知从何找起。 “整个10月、11月我们都在等待，可一直没有包工头的下落。我们一百多号人只好找到朝阳区政府，一位工作人员说他们解决不了，建议我们打官司，可我们连吃饭的钱也没有。”工友孙志兵说。 87人曾“蜗居”地下通道 10月初，建筑工地的宿舍也因停工被关门，115人被赶了出来。刘绍文和他的工友们带着他们仅有的行李——一身衣服、一床被褥、一个装有欠条、身份证、手机充电器、家人照片的塑料袋，走上了长达89天的讨债路。 12月22日，近100名农民工因没钱回家、没钱住宿而露宿街头、花坛等公共场所，三天后因“有损市容”“浑身发臭”被附近的执法人员驱赶到距朝阳门450米的一处地下通道。 记者从27日上午10时起全程记录他们一昼夜的生活。除去因病回家的少数，其余87名农民工住在一起，有85个男人，2个女人。为了晚间取暖，他们的被褥彼此紧挨，其中仍不乏受寒感冒的病患。 当天晚上8时25分，几名二十多岁的务工者结伴走出地下通道，在通道不远处的肯德基门口拨通了家人的电话。湖北的小王告诉记者，“地下通道里没有信号，接不到家人的电话。” 晚10时38分，他们三五成群聊着天。当记者问道在哪里洗澡时，他们说已有二十多天没有漱口了。 夜里11时，他们不除衣物钻进被窝，有的枕着报纸睡，有的蒙上脸便沉沉睡去。一对靠西边的夫妻相互依偎，睡前男人脱下帽子给女人戴上。 凌晨1时许，他们睡去，地下通道内只剩下过堂风声、沉睡的鼾声。
资料图片：见有人来询问情况，一群农民工聚了过去。 见习记者 康佳 摄（转自：中国青年网） “我们不懂法，只想拿了钱快点回家过年” 在外露宿的几十天内，部分饮食、被褥甚至衣服，都由居住在周边的“好心人”提供。由于失去了收入来源，多数务工人员无法回家甚至无法联系家人。 “出来一年了，没有钱怎么回家。直到现在我都是瞒着家人，不想让他们知道。我们睡地道、没吃没喝，拿不到工钱。”一名年仅18岁的打工男孩告诉记者。 多数务工人员肩负着养家糊口的责任，在外打工一年，年底回家还要给家人一个交代。 “还建着房子的时候我就想，累点就累点吧，赚的3万块工钱可以拿回家过个好年了。置办年货，买些鱼肉啥的腌起来；给两岁的孙女买个新衣裳、小玩具，还有她喜欢喝的优酸乳；给家里换个煤气灶，以后就省得老伴再烧柴火了。”提到家人，50岁的庞忠林流下眼泪，“拿不到钱，没办法向家里交代。” 12月28日凌晨，或许是得知记者追踪此事，87名“蜗居”地道的务工人员在建筑队几个负责人的劝说下全体搬离了地下通道。孙志兵告诉记者，“我们同意搬走是因为他们承诺12月31日给我们工钱。”其中50人暂住在草房附近的一所平房内，继续等待。 直到31日下午，让工友们苦等了89天的工钱终于在2014年的最后一天发到手中，因病回家工友的工钱也由其他人代领。 在寒冷漫长的89天内，由于缺乏法律常识，115名务工人员可以做的只有等待。 “我们不懂法，也不知道应该签合同，老乡介绍我们来打工，我们就来了，以前都是这样，工程做完了就给钱。”刘绍文说。 由于缺乏维权意识，115名务工人员无法提供建筑队“包工头”的真实姓名、单位、地址、身份证号等信息，拨打过法律援助电话，也没有结果。 在被问到“有了这次教训，以后务工时有没有签合同的打算和要求”时，多数务工者依然表示“我们不想这些，只想拿了钱快点回家过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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