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所高校设死亡课：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哲学教授王一方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教书。这学期一开课，他在台上提问：“我今年55岁，你们今年25岁，你说咱们比起来，谁离死亡更近？”

　　台下近200张年轻面孔看着已经谢了顶的教授，哄笑一片。“你们都笑了。我比你们老，好像我比你们更接近死亡。”王一方接着说，“可是，死亡的偶然性决定，我们跟死亡的距离是一样的。”

　　这是一堂主题为“死亡”的课程。在这里，没有一味地抹眼泪，也没有惊慌失措的恐惧，大家坐在一起，心平气和地讨论一个问题——既然死亡是生命中不可回避的节目，我们该如何面对死亡？

　　事实上，“死亡课”出现在世界的许多地方。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在香港中文大学，以及在美国的耶鲁大学，不同背景、不同肤色、不同性格的老师站在学生面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讲述着“死亡的意义”。

　　“我们在课堂上会传达关于死亡的不同观点，希望引起对平时不怎么会去思考的话题讨论，让同学去反省当下的生活。”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死亡课”的陶国璋教授说，“关于死亡，我们没有正确答案。其实死亡没有什么好教的，存在才值得教育。我希望，在课堂上讨论了这些故事后，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价值。”

　　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那么少

　　在所有的“死亡课”中，耶鲁大学教授雪莱·卡根的《死亡哲学》可能是最有名的一个。他的课程录像被放在网络公开课上，获得了数亿次的点击量。

　　“我本来从没想过要开一门关于死亡的课程，但是我发现，我们能够公开讨论死亡的地方，居然只有教堂和医院。”卡根说，“这太荒谬了！渐渐地，我们对于死亡的理解变得同质化，它变得只跟上帝有关，只跟医学技术有关，但是抛开宗教和医学，死亡究竟是什么，我们居然没有一个平台可以讨论，这让我很不满意。”

　　于是，卡根开设了这门叫做《死亡哲学》的公共选修课。上课的时候，穿着牛仔裤和球鞋的他不准学生管他叫“卡根教授”，他喜欢学生叫他“雪莱”，他还喜欢像参加聚会一样，盘腿坐在讲桌上，跟学生们分析死亡。

　　“我是个哲学家，所以我的工作就是……呃，坐在这里跟你说话。”卡根盘着腿坐在讲桌上，摊着手说，“你不要跟我讨论社会学角度下感人的死亡故事，也别跟我说美国的殡葬业有多暴利。反驳我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上帝是这么说的’或者‘神是这样安排的’。在这间教室里，我们只讨论死亡的哲学话题，用哲学的方式。”

　　北京大学的王一方在网上看完了卡根的课程录像，感受简单而强烈。“太长了，太学院派了，太像个哲学家了。”他总结说，“这法子不太灵。”

　　在他的“死亡课”上，他曾经邀请儒家学者来讲“孔子的死亡观”，为了讲得有深度，他还特意请了一个“特别有名头的哲学家”。结果，台上的哲学家一口气讲了三个小时，台下的学生安安静静，下课后王一方一打听，“都没听懂”。

　　“死亡教育是一颗发苦的可可豆，你叫人吃苦，他是不会吃的。我们只能加点糖、加点奶，搅拌搅拌，把它做成巧克力，人们才会愿意吃。”王一方说，“只要让人们吃下这颗巧克力，他们就会自己去体会里面苦的味道。”

　　不过，虽然也想跟卡根一样，开一门独立的“生命哲学”课，但现在的王一方，身份其实是教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授。他给本科生开的那门课，叫《自然辩证法》，给博士生开的课，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按照教学大纲，他应该在课堂上按条目讲解“自然观、世界观、价值观”，不过热衷研究生死话题的他，每次上课都要“偷偷运点私货”。

　　在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课上，他讲的马克思不是那个“恨不得天天指点江山的高大伟人”。“马克思是个病人，你知道吗？”王一方说，“他不仅是个病人，还是个病人家属。”

　　这个做医学叙事学分析的老师翻出来马克思的私人书信，有理有据地分析着：马克思的一生都在跟死亡打交道，今天妻子生病了，明天女儿去世了，自己还落了一身病，抽烟酗酒又熬夜，又得肝病又犯痔疮，一辈子没有几天清净日子，天天跟死亡做斗争。他写给恩格斯的信里，说得最多的不是革命理论，而是借钱治病，往往他大费周章寄信过去，只是为了提醒恩格斯还他2英镑的稿费。

　　“第一堂课讲完马克思的死亡观，后面基本上就没人逃课了。”王一方笑道。

　　这个时代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

　　陶国璋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哲学教授，他教授的《死亡与不朽》课程已经开课20多年。他课上的学生比王一方的更年轻，大都是刚上大学没多久的本科生。每次一上课，陶国璋看着台下年轻的面孔，都会开玩笑地跟他们说：“大家怎么这么想不开呀？你们才这点年纪，就都跑来学习死亡了？”

　　跟其他死亡课老师不太一样，陶国璋教授这门课跟自己的经历有很大关系。他7岁的时候就患上肾病，39岁那年又动了肾脏手术，被疾病折磨许多年，“有好几次跟死神打了声招呼”。

　　因为生病，陶国璋常常一个人在医院养病。在那时候，他看了好多死亡主题的电影，阅读了许多关于死亡的哲学经典。他读到了尼采的话，“如果一个人在世界找到一个活下去的理由，他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困难。”所以直到现在，碰到跟死亡有关的新闻，他还会停下来想一想，为什么要活下来，为什么不能放弃。

　　让他意外的是，当他回到学校教书，发现那些健康的年轻人，竟“对价值有一种失落”。他们动不动就放弃，有的因为情绪波动就放弃考试，有的没读完大学就坚持要退学。

　　陶国璋说，年轻人的放弃让他很担心。“每个时代的人都会死，但我们这个时代却似乎缺乏生命的沉重感，我想年轻人这么轻易地放弃了各种丰富的生命体验，跟他们对于自我价值的理解有关，生命似乎轻得着不到地。”他说，“死亡其实是‘生的局限性’，是生命的参照物，不理解死亡，就难以找到生命的价值。”

　　于是，陶国璋在统共13节的死亡课里，邀请不同背景的人，讲述自己视角下的死亡——佛学研究者讲述佛家的死亡，医生跟学生讲“什么才算好死”，甚至还有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在课堂上跟学生分享真实的案例。

　　“宗教对于死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但是在通识课讲死亡，我还是更希望用不同角度，增加他们对这个话题的思考。”陶国璋说。

　　在复旦大学，同样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胡志辉，开了一门叫做《生命教育研究》的课程。2005年开课时，几乎每个人都会过来问：“什么叫生命教育啊？”

　　胡志辉说，他追求的是“生命化的教育”。他上课的方法很特别——学生做主导，由他们自己去挑，要讲什么话题。

　　在几次课上，学生主动提出，聊聊死亡。在一个坐了20人的小教室里，学生们自己站起来讲讲，自己生活中曾经遭遇的死亡——哥哥自杀，同学跳楼，亲人辞世。

　　“在我的课上，我不讲理论，主要让学生自己去分享人生经历。我觉得对一个人影响最大的是他自己的人生经验，所以在这样的课上，我们分享彼此生命中沉重的人生体验，看到人性的丰富多彩，相互分担。”胡志辉说，“这样不会告诉你一个答案，告诉你该如何承受死亡，但通过看到不一样的生活，丰富了我们自己的生活，让我们多点对生命的理解。”

　　尽管如此，零星的死亡讨论还是略显单薄。虽然胡志辉也想多讲讲关于死亡的话题，但是由于他的课程奉行“学生主导”，所有话题都是学生选择的，所以，超过一半的话题都是“爱情”，只有星星点点的几节课在讨论“死亡”。

　　“看来，爱情比死亡更坚强。”胡志辉调侃地说。

　　失去了让死亡“脱敏”的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对生的恐惧

　　王一方也喜欢让学生自己讲故事。比如讲到人类学视角下的死亡，他就会请农村来的同学，给大家讲讲村里的死亡故事。

　　在他的记忆里，在农村几乎每个月都能碰到“村头故事”——村子里有人去世，家里人会在村头办丧事，有人敲锣打鼓，戏班子搭台唱戏，亲人披麻戴孝跪在周围，晚辈去磕头，乡里乡亲去随点份子钱，送逝者一程，最后村子里的人聚在一起，唱大戏，放鞭炮，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大餐，算是向死者告别。

　　所以，村庄里的死亡并不完全是一件悲痛的坏事。通常情况下，如果丧事办得好，家里人还会感到安慰和满足，“走得挺风光的”。

　　王一方发现，一说起这些“村头故事”，来自城里的学生都不怎么说话，“看上去都挺惭愧的”，因为他们住在城里的单元房里，有时候隔壁房间有人去世，他们常常过了很久都还不知道。

　　“村头故事对于我们每个人，是一种‘死亡脱敏’。它告诉我们，‘死亡就是夜幕降临’，‘回到祖宗的怀抱’，没什么好害怕的。我们当下之所以恐惧死亡，是因为死亡被现代医学恐怖化了。一想到死亡，就是躺在ICU里痛苦地插着管子的样子，每一口呼吸都消耗大量金钱，每一秒心跳都可能导致亲人倾家荡产。”王一方说，“失去了村头故事后，我们对死的恐惧，其实变成了我们对生的恐惧，对家庭经济的恐惧，对人伦关系的恐惧。”

　　这位哲学教授感叹：“村庄的沦陷”让死亡成了“躲在暗房里尚未感光的思想底片”，“我们失去了‘村头故事’，也失去了直面死亡的通道，失去了思考、理解它的‘感光机会’。”

　　为了让死亡“感光”，陶国璋也在课堂上鼓励他的学生去参观殡仪馆，到解剖室触摸尸体。一开始只是课堂建议，结果没人去；后来他给这个参观加了一个学分，还是好多人不愿意去；最后，陶国璋“掌握了上课技巧”，立下规定，要么参观殡仪馆，要么写读书报告。结果，“学生们都去抢到殡仪馆参观的巴士座位了”。

　　“我告诉妈妈上课要去参观殡仪馆，结果换来她的质疑，‘这是什么课？这地方有什么好去？’”陶国璋的学生在参观后写信给他说，“可我到了才发现，光是棺材就有不同价格、不同年代、中式或者西式的、购买的时候一次结清还是分期付款，原来死亡也有这么多讲究。”

　　陶国璋发现，年轻人其实对死亡很好奇。有次上课上到一半，他带着学生到距离教室不远的解剖室参观，本来想着待上十几分钟就回教室，结果一下子待了45分钟。原本以为学生们会恐惧冷冰冰的尸体，但他们却真的伸手去触摸实验室里的解剖样本，还团团围住管理员，好奇地问各种问题——这些供实验室解剖的遗体都是哪些人捐赠的？捐献的遗体能做什么实验，有什么用？

　　当然，也有学生不能接受这样的课程。“我要是知道得去殡仪馆，我可不选这门课了。”一个上过《死亡与不朽》课程的内地学生说，“我当时选这门课，可全是因为它不用做Presentation(课堂报告)啊！”

　　不过，这个避讳谈及“死”的学生直到现在都还记得，在课堂上第一次看到电影《入殓师》，了解到死亡之后还有许多庄重的仪式。虽然直到现在他还是会把“殓”字念错，但他说，这是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死亡不是终点，后面还有这么多故事”。

　　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上“死亡课”。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医学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小邓说，自己也上过这门课，但是很无聊，能逃则逃，因为这种课，“效能太低”。

　　“医学告诉我要‘改变死亡’，你上个死亡课告诉我要‘接受死亡’，这不是和医学精神背道而驰吗？”小邓说，“我有那功夫还不如去学点技术，想着怎么早点把人治好呢！”

　　这个在肿瘤科实习的医学生说，第一次亲眼见到的死亡，是肿瘤终末期的病人。因为病情反反复复，死亡其实是个“没完没了”的漫长过程。他说，当最终看到病人的生命体征消失，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就是死亡，不过如此”。

　　“你能在课上讲那么多道理，完全因为那不是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当你自己面对死亡的时候，就只有0和1，简单粗暴。”他说。

　　王一方在课堂上要面对像小邓一样的年轻医学生。有次他在课上讲“马克思之死”：凌晨两点，恩格斯下楼跟人说了两句话，上楼一看，马克思坐在摇椅里，因为呼吸衰竭，在短短两分钟内猝死。

　　听完这一段，台下的医学生一脸羡慕地跟王一方说：“马克思能这么死就挺不错的了，至少不用躺在病床上受罪。”

　　小邓说，他在医院病房里经历的死亡，大多意味着体力活儿，抑或是一场令人疲惫的拉锯战。每次值夜班，隔不了几十分钟他就会被叫起来，急冲冲推着医疗推车冲进病房，按照标准在胸口按压几次，再根据流程胸外电击几次，来来回回如是往复，往往折腾了一整夜，只是单调枯燥的医学操作。有时候他觉得自己面对的似乎不再是具体的“人”，而是标注着疾病指征的“病”。

　　“现在医学技术的进步，让死亡的定义已经被颠覆了。今天的医学几乎可以让我们实现‘永不关机’，你可以插一根管子，在机器的帮助下一直维持生命体征。”王一方说，“今天的死亡几乎完全变成了一个技术抢救的过程。冲着1%的希望，花费100%的努力。没有灵性的照顾，没有让病人给亲人道别的过程。”

　　所以，他常常在课上，对台下那些未来的医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我们对待死亡有两面，一面是抗争，一面是妥协。现在你们是战士，面对死亡只能抗争，不能放弃。可真正的好大夫既要做战士，又要做将军，既要有魄力发布总攻令，也要有智慧签署投降书。”

　　然而，跟死亡妥协的经历，却让小邓这样的医学生难以避免地感到烦躁。他所经历过最难忘的“死亡课”，来自临床工作中遇到的一位患肿瘤的老人。那是凌晨一两点钟，小邓一次次被护士叫起来，冲进老人的病房，一遍遍重复“没完没了”的技术操作。躺在病床上的老人每次苏醒过来，就虚弱地小声鼓励小邓，要努力学习，医生的工作很有前途。小邓累得额头冒汗，结局却并没有因此改变，死亡还是不可避免地到来了。

　　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老人看着被自己折腾得一整夜都没法睡觉的年轻人，用仅剩的一点力量，轻轻捏了捏小邓的手，艰难地说出他人生最后一句话：“抱歉。”

　　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

　　在卡根的“死亡课”上，曾有一个特殊的学生——入学的时候，他就被诊断为癌症晚期，医生告诉他，他的大学也许没有多少日子。尽管如此，他还是许下心愿，想要完成大学生活。这个男生选了尽可能多的课程，其中就包括《死亡哲学》，一个他即将面对的课题。

　　虽然知道课上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学生，但卡根并没有对这个男生太过留意。不过他也发现，越来越多学生像这个男孩一样，对他的课充满好奇。

　　卡根说，他在耶鲁大学一直是个“默默无闻的哲学教授”，但是他去年到北京大学开会才发现，“我好像突然变成了摇滚巨星”。在这里，有人找他合影，有人管他要签名，甚至回到耶鲁，路上遇到中国学生，还有人兴奋地拦住他，一边看着他一边给同学打电话，让他跟电话那端的人说，“我是那个教死亡课的雪莱”。

　　卡根和妻子好奇地上网搜索答案，看不懂汉语的他还拿谷歌翻译网页。结果他发现，“我好像在亚洲特别有名”——他关于死亡的书在美国销量惨淡，却在韩国登上了畅销排行榜，韩国媒体甚至给他取了个名字，叫做“桌上的大仙儿”。

　　“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国人会这么喜欢我的课，要知道，那可是一门哲学课。”卡根说，他常常劝看过录像的学生不要选自己的课，因为他怀疑选课的学生不是真的想要“了解死亡”，而只是希望自己以后能在简历上写一句很酷的话，“我学过死亡”，“我的死亡得了A”。

　　后来有一次，卡根在高速路上开车遭遇车祸。当两辆车就要相撞的时候，卡根说他立刻意识到——我很可能要死了。

　　“那时候，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错了，上课的时候说错了’。我意识到，原来任何人在任何时刻都有可能死亡，而当死亡真的到来时，坐在讲桌上的那套逻辑思路是行不通的。”卡根回忆说。

　　最终逃过一劫的卡根出院回家后，立刻翻出自己的教程，动手修改他的论证逻辑。

　　事实上，如果站在死亡的角度重新审视周围的世界，很多事情都会呈现不一样的图景。王一方开了一门叫做《中日对决与中日生死观》的课程，带着他的学生用生死观去反思现实的冲突，“哄”着他们去思考死亡的意义。

　　“你不要简单地做一个仇日派的愤青，你要去做个知日派，去了解日本人如何看待生死。”王一方说，“日本人的残忍、坚韧，都来自他们的生死观。”

　　不过，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讨所有人喜欢。每学期督导组来旁听课，都要跟王一方嘀咕，比如：“王老师你这样不行啊，你上次讲乔布斯去世，这次又讲曼德拉过世，这样不够标准化啊！你得按大纲来，算清楚每节课涵盖多少知识点，每个知识点依次讲三分钟……”

　　还好，同去听课的评课老师都力挺他。虽然哲学课“砍课砍得很厉害”，但他的课却得到了这样的评语：“不用改，这样挺好，就得这样。”

　　让死亡拥有多种正确答案

　　在讲了20多年《死亡与不朽》后，到明年7月份，陶国璋就到了退休的年龄。

　　“大概是以为我要退休，以后就不上这门课了，这学期还没结束，下学期的课程现在已经选满了。”陶国璋说着笑了起来，“可是我还没想好呢，我还有很多事情想要做，我还不想停下来。”

　　卡根也从教授“死亡课”中获得了很大的乐趣，其中之一就是每年到了期末，翻看学生给他的评语。

　　他说，几乎每次“里面都充斥着一对对反义词”——既有“雪莱你的课真的太好了，我受益匪浅”，又有“雪莱你的课简直糟透了，我来上课真是浪费时间”；有人形容他“极有逻辑”，有人说他“毫无逻辑”；有人赞这堂课“妙语连珠”，也有人批评他“全是废话”。

　　“我的目标是，让你们在这里试试如何去思考死亡。”卡根说，“至于死亡本身，我本来也没准备一个唯一的正确答案。我只希望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思考的方法，真的静下来跟我一起想想‘死亡’这个问题。”

　　而身在北京的王一方跟大洋彼岸的卡根也有差不多的念头。他对“死亡课”的状态挺满意——哲学从逃课重灾区变成了旁听大热门，这已经是胜利了，更何况在他看来，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在很虔诚地参与思考，寻找他们自己的“灵魂觉悟”。

　　“我追求的是灵魂的发育，而不是知识的灌输。”王一方说，他最后也不期待什么的考试，只要学生写篇文章，说明白自己心里在想什么，这就行了。“我不需要你告诉我死亡的定义是什么，大多数人要到了45岁以后才开始真正思考死亡这件事，我就期望你可以在25岁试着面对一下45岁的问题，自己去思考。”

　　不过，跟着他一学期后，有些学生也变得像他一样，一张口就文绉绉的。临结课的时候，他们还能学着王一方的样子，背出史铁生的句子：“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

　　从那次车祸恢复后，回到耶鲁的卡根非常希望见到那个同样跟死亡打了照面的癌症男生。但是，这个学生的病已经进入终末期，不得不回家，躺在床上，度过自己最后的几天生命。

　　学校专门派他所在学院的院长到他家里，在他的床前，向他宣布毕业的消息。由于他已经进入病危阶段，每隔一会儿就会陷入昏迷，失去意识，院长耐心地坐在床前，等待着每一次他苏醒过来，一字一句地为他宣读已经取得的成绩。

　　在经历了许多次昏迷和苏醒后，成绩单终于念完了。院长对躺在病床上的他说：“你获得了足够的学分，从今天起，你是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

　　不久后，这个学生去世，卡根去参加了他的葬礼。在那里，他第一次了解了这个似乎熟悉又似乎很陌生的学生。他的同学告诉卡根，因为知道自己的每一天都有可能是最后一天，这个学生就像突然获得一天假释的囚犯一样，比任何人都更加用功，拼命学习，拼命想要留下上大学的记忆。他比其他人更加“敢于尝试所有人生体验”，“因为他知道，自己拖拉不起”。

　　到了期末，卡根要给每个学生评分时，在成绩单上又看到了这个男生的名字。虽然知道他生前多么用功，可是已经去世几个月的他缺席了后半学期的课程，缺席了期末考试，缺席了小组讨论，达不到《死亡哲学》课评分的许多项标准。

　　卡根说，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按照课程标准，给他评分不及格。“没办法。”卡根说，“在这件事面前，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于是，在这名特殊的耶鲁大学毕业生的成绩单上，他的努力和用功为他赢得了大部分课程的学分，但是在“死亡”这门课上，他最终还是没能通过，他的“死亡”并没能得到一个A。记者李斐然

关键词：耶鲁大学,年轻人,死亡课